氧化铁蓝厂家
免费服务热线

Free service

hotline

010-00000000
氧化铁蓝厂家
热门搜索:
技术资讯
当前位置:首页 > 技术资讯

英特尔的下一个路口

发布时间:2020-02-03 04:53:05 阅读: 来源:氧化铁蓝厂家

这位50岁的英特尔中国区总裁精力充沛、语速极快,接受采访时甚至会用拳头猛击桌子,以表达自己的兴奋。他70%的时间不在办公室,往返于美国、北京、深圳等多地,并且经常让秘书帮自己修改行程,推掉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事情。“我需要探索未来,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扔掉。”他说,PC那套东西太过熟悉,而物联网应该是全新的,应该按照物联网的模式去发展。那是什么模式?需要探索。

本文引用地址:此话并非虚言。对于1986年就加入英特尔的杨旭而言,PC产业已经了熟于心。他知道每家PC厂商的供货需求,自己和全球最大的PC厂商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也相识多年,共赢关系存续已久。更何况,在PC芯片领域里,英特尔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:英特尔2014财年全年营收为559亿美元,净利润高达117亿美元。

但现实残酷:在过去5年,英特尔虽几经努力,但终究错失手机芯片领域机会。在手机芯片领域,高通、联发科占据了市场90%以上的份额。

如果摩尔定律最终“停摆”,那么英特尔引以为豪,而且在过去20年内花费巨资推动的制造工艺(一家晶元制造工厂的造价在几十亿美元级别,这还不包括昂贵的技术研发费用),也将付之东流。

更为紧迫的是,伴随着PC全球市场的饱和,英特尔和它的合作伙伴们推动PC的进程举步维艰。

英特尔站在了一个充满挑战的关口。幸运的是,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颠覆性洗礼之后,这家公司早已经具备了绝对的创新基因和严格的执行力。于是,英特尔决定在“下一个路口”—物联网领域,等候竞争对手。中国在全球市场扮演什么角色?杨旭无疑是这其中的“关键先生”。

杨旭1995年被总部派回中国,2007年被任命为英特尔中国区总经理,2009年出任中国区总裁。20年,杨旭经历了英特尔的几度沉浮,也亲历了英特尔在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。

杨旭说自己永远也忘不了1995年冬日午后的一个电话。当时,联想集团的杨元庆致电杨旭:“能否过来聊一聊?”他凭借直觉知道,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。

1995年,中国PC产业的市场模型是:50%市场为DIY攒机市场,40%被外资OEM占领,而国产品牌只有10%左右的市场份额。而当杨旭向英特尔总部汇报说:“我认为中国国产品牌未来一定会占到80%的市场份额。”总部觉得杨旭疯了。

此后杨旭证明了他的判断。他在与联想一起做出“万元奔腾”市场推广活动的时候就显示了非常灵活的手腕,当时一台电脑的价格也从15,000元左右调整到了10,000元,消费市场迅速有了巨大反应,国产厂商出货量猛增。

万元奔腾从1995年年底开始筹划,1996年4月推出。1996年4月前,中国PC市场70%是486机型产品,奔腾产品不足30%。而在“万元奔腾”的营销一个季度之后,销量彻底反转:市场70%是奔腾产品,30%是486产品。

“万元奔腾成就了联想,这个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。”回忆起这段经历,杨旭依旧感慨万千。“这是中国电脑产业腾飞的一个标志性的时间,再次证明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过渡对于市场影响有多大。市场的赢和丢是在技术转换中完成的。”他的总结耐人寻味:从传统胶片相机到数字相机,从传统手机到智能手机转换,一次次地证明,只有创新和技术才是决定市场的根本原因。“当你看不清楚未来的时候就研究历史,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。”

也正是在那次市场活动之后,英特尔陆续与联想、方正、同方、浪潮、海信、同创等一批中国厂商确立了战略同盟。

在中国本土品牌市场份额大幅跃进的同时,英特尔随之迎来了自己的丰收季节。2003年,杨旭领导下的英特尔中国市场规模首次超过日本市场,成为英特尔除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消费市场。

2006年,英特尔中国区升级为和北美市场平级的大区。公司任命杨旭执掌中国区的业务和发展。

回望过去英特尔在中国的30年,杨旭对于中国IT产业创新总结为三个阶段:PC时代的“蘑菇云”式创新,移动互联时代“排浪”式创新,以及物联网时代“爆米花”式的创新。

英特尔曾经在PC产业的黄金十年发现了联想、方正这样的公司,它们如同一个个“蘑菇云”的爆炸模式,但毕竟这种公司只是少数;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华为、小米等更多的公司又如同“排浪”一般,一批批层出不穷;而在物联网时代,无数的新兴公司在市场中出现,杨旭把这些公司形容为“爆米花”。“中国正处在一个万众创新、万众创业的阶段,你不知道哪家公司可能成功。”他说。

如何选择“爆米花”时代的切入点?英特尔把目光投向深圳。一直以来,杨旭都在观察深圳的变化。2013年年初,他坚定了自己的判断:深圳是一个极具创新活力的城市。几乎全球任何最先进的技术,都能够在深圳找到相应的中国版本。而深圳把技术产品化,以及技术更迭速度快得让世界震惊。

于是,杨旭向英特尔CEO科再奇(Brian Krzanich)建言:希望把2014年的英特尔IDF(Intel Developer Forum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)搬到深圳。科再奇的第一反应是:深圳会成为下一个台湾吗?是否会成为英特尔的代工聚集地?

杨旭当即否认。他说:“台湾是由PC产业带动起来,但深圳的科技产业远远超越PC,深圳就是面向未来的、全世界的智能终端创新中心。”

这里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位关键人物:英特尔CEO科再奇。科再奇于2013年5月出任英特尔CEO。应该说,这位看似缺乏炫酷感的美国男人,实实在在地让英特尔摆脱了以PC为中心的心理螺旋:英特尔应该在所有智能和互联领域都成为王者。基于这样的逻辑,2013年,英特尔在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、超极本上全面出击。科再奇曾经说:“除了组织变动之外,我们还要对运营战略和优先级进行适当调整,以便我们将业务重心放在重点领域,并赢取市场。”

科再奇上任后不久,他就曾经去深圳拜访客户。在多次往返深圳,和一些中国公司合作之后,科再奇看到了深圳对全球的前瞻影响。“他一下明白深圳的创新力远远超越PC时代。平板、手机都在深圳演进,而且更广阔的智能设备的创新力也在不断推进、不断扩展。”杨旭说。

2013年英特尔试水手机市场。几款和联想、中兴、摩托罗拉等品牌推出的手机,几乎算是英特尔“送”给合作伙伴的产品。英特尔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聪明的方式,至少在现在看来,产品的问题更加显而易见。

自2014年之后,英特尔不再那么积极地去推智能手机,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。移动事业部的市场人员被要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平板电脑业务上。

这些都解释了为何深圳之于英特尔如此重要。

科再奇甚至在英特尔总部引发了“深圳效应”。这也曾经让很多习惯了传统业务模式的英特尔高管们不适,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去接受更快的节奏。

如果你认为英特尔只想在深圳找一两个合作伙伴?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英特尔在深圳,甚至中国的愿景远大于此。2014年科再奇宣布在深圳设立全球第一个智能设备创新中心,并且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智能设备创新基金。时至今日,全部基金投放完成。

“如果当年只是想着如何卖掉更多的芯片,那么我在1995年绝对不会选择联想—联想当时一年4万5千台的PC产量,能有多大的芯片市场?”杨旭表示,当年见到杨元庆和他的团队之后,自己感觉到了联想团队具备那种饥饿感,那种想要做事的冲动,才决定与联想合作。

如今,整个中国对于创新、创业的饥饿感更加强烈。

而英特尔要做的也是满足中国创业公司的饥饿感。2015年4月,科再奇再次在深圳IDF宣布,英特尔全球首个“英特尔众创空间加速器”计划在中国正式启动。英特尔将投资人民币1.2亿元,通过建立联合众创空间、线上创新中心,以及创投与产业孵化“三级推进”模式,从创想到创客、从创新到创业提供全程价值输出,加速中国“大众创业,万众创新”。

应该说,这些举措都与杨旭直接相关。在英特尔工作29年的杨旭深知,英特尔如果发展,必须与中国步伐一致。杨旭最喜欢看新闻时政类节目,他认为,作为一家技术驱动的公司,英特尔必须让技术与国计民生深度融合,在更深层次的基础上开展合作。他的观察有五点:第一,摩尔定律虽然不变,但整体技术创新的节奏更加短平快;第二,智能互联的发展为跨界协作找到了增值的空间;第三,计算技术的延伸降低了创新的门槛,为“大众创业,万众创新”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;第四,中国企业独到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维度大大激发了产业的活力;第五,中国产业链的全面性,也令中国企业在创新成本的控制上,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具竞争力。

在中国发展的30年中,英特尔与教育部等政府部门、全国教育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,推动创新人才培养,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。这些资源和平台将能够帮助广大大学生和年轻人加入“大众创业,万众创新”的潮流。同时,英特尔的产业链资源和风险投资平台,也能够帮助有潜力的创客和他们的初创公司孵化项目、撮合业务、获得投资,快速发展。

而英特尔可以从创客、创业公司身上得到的,是未来整个物联网时代的巨大机会:英特尔已经从底层奠定了整个物联网的芯片基础,而这是一个远超移动时代的万亿市场规模。

对于英特尔奠基人之一,管理大师安迪·格鲁夫的那句名言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”,杨旭有着自己的理解。他说:第一,要有冒险性、创新性、敢于跳出框框去想以前觉得自豪的东西,要有否定自己的胸怀;第二,要有危机感,你达到这个境界,敢于否定自己是因为你有危机感,看到了危机,迫使自己转变。

现在,杨旭和英特尔中国也正在靠着这种冒险性、创新性和危机感谨慎前行。

小川阿佐美作品封面

素人番号大全

佐佐木绘奈步兵

纱仓真菜番号